其主要原因是年初以来,金融去杠杆形势严峻,市场利率显著抬升,不仅影响了城投债的发行,连政策性金融债也受到影响。同时,得益于2016年四季度经济出现企稳态势,作为稳增长利器的专项建设债券也没有推出。所以,当大家在讨论上半年财政支出增速超预期,资金较往年提前拨付的时候,背后其实是广义政府融资大幅下降形势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因此,当大家都在关注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中上游繁荣景象时,不应该忘记,是广义财政支出的大幅扩张推动了2015年四季度以来的本轮经济回暖,2015年四季度到2016年二季度,广义财政同比增速加快二十一个百分点,新增投入专项建设债券1.8万亿元,城投债净融资额增长105%;政策性金融债净融资额增长27%。同时,也更不能对金融去杠杆所带来的,广义财政收入的大幅收缩以及地方政府融资的严格规范掉以轻心。
2017年政府信用融资增速已经出现持续下行,先行指标已经大幅走弱,财政只能依赖狭义财政支出。在上半年财政支出的高增速背景下,我们测算下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仅为3%左右,尽管这会给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长带来一定压力,但鉴于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6.9%,即便下半年有所回落,仍可以实现全年的增长目标。
此外,可以视为广义财政支出的PPP中政府投入部分,以及产业引导基金中的政府出资部分,是近两年来占政府支出份额上升的部分。据统计,今年1-7月份,PPP项目的投资规模达到2.2万亿,比去年同期增长38%,说明政府支出部分今年也出现了大幅增加,故不能简单认为今年的广义财政支出已经大幅下降了。
六、今后运用广义财政支出实现稳增长的几个前提条件
鉴于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翻番的全面小康的目标,今后三年(2018-2020年)的GDP增速应该维持在6.5%左右,即稳增长仍将成为核心目标。若今后外部经济环境能够像今年那样维持复苏的话,那么,稳增长目标似乎能够水到渠成,但如果欧美经济见顶回落,则中国要独善其身,则必须维持较高的投资增速,这就需要继续增加财政支出。在狭义财政赤字率难以突破3%的情况下,广义财政支出规模就必须继续增加。
那么,要增加广义财政支出规模,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广义财政支出大部分都要通过发债来获得融资,由于这些融资一般都是入不敷出,这就要求融资成本不能过高,也就是说,市场要维持一个低利率的环境。故首先要控制住通胀水平,维持低通胀很关键,如果通胀率大幅上升,则融资成本也会大幅上升。
其次,资产价格要维持稳定,如果出现了如房价大幅下跌,势必会影响到债券融资规模,因为这意味着作为债券融资抵押物的土地价格会出现下跌。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要防止“房价大起大落”。除了房价要维持稳定外,前期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提出要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意味着不仅要防止房价大起大落,同时也要维持其他资产价格的稳定。一旦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则经济就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从而导致前功尽弃、
第三,人民币汇率也需要稳定,如果人民币汇率有强烈的下行预期,为了应对资本外流的压力,必然会上调利率,从而打压国内资产价格,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如果有了汇率、通胀和资产价格的稳定,那么,未来三年要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就相对容易了。即通过增加广义财政支出的方式来,维持投资高增长,尤其是基建投资。至于对政府未来杠杆率水平上升的担忧,大可不必,不仅因为当前的杠杆率水平并不算高,宽口径统计,也不过50%左右,只是美国当前政府杠杆率的一半;而且,由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所拥有的以土地为核心的不动产规模非常大,同时,还拥有大量国企,净资产的总规模远超美国政府,这说明要继续增加政府的负债,如继续扩大广义财政的支出规模,也几乎没有障碍。
从当前看,去杠杆的重心是国企去杠杆,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即便在欧美日的次贷危机之后,也都是无一例外地上行。因此,不要认为金融监管政策趋严会制约今后广义财政支出规模,毕竟逆周期的投资支出一直是稳增长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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