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章池：在想像中诗歌完成了与诗人的互相成就

    记者：诗歌这种形式在多媒体的包围海洋中，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吗？它有没有这样一个核心：无论未来多媒体有多么丰富、生动，却始终不能取代诗歌的（诗歌这种形式因为这个核心而永恒）？它是什么？

    杨章池：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选择文化消费的形式千差万别，诗歌受众只是无限细分的文化消费人群中的一小部分，这不言自明。如果没有一些行为艺术式的诗歌创意活动、人为操纵的诗歌事件造成的短期“注意力消费”，诗歌很少有机会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焦点。

    科技从微观的角度剖析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人本身是什么样子的，诗歌则是从思想、精神的维度解析这个世界、我们本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诗歌从本质上讲，是人类的光亮，以及对这种光亮的寻找，沉溺和缅怀。我坚信，只要人类存在，诗歌就会与音乐、舞蹈、绘画一样不会湮灭，这是一些无法被取代的艺术。

    记者：你认为诗歌生命的关键是什么？是语言、对生命的思考，还是一种更神秘的能量源？最优秀的诗歌通常诞生于最极端的生存打击或不太顺畅的个人命运中，跟这种能量源是什么关系？你能说清楚这种能量源是什么吗？

    杨章池：我曾把诗人比作受到雷击之人。思想和意象的雷电穿过他的身体，他瞬间成为一个带电的物体，成为神。如果有幸，他能将这种奇妙的颤栗讲出少部分——当然，仅仅是少部分。但一首诗有它的宿命，我们还得像希尼那样，以笔为锄，不断地向下、向内挖掘，直到话语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出现，换言之，你受一种力量的指引说出那命定的话。如果你说能量源，这就是吧，诗人作为良导体，在不可缺少的“诗因素”的触动下，将隐藏着的诗性因子一一传感到体内，化为好诗。

    人在得意、顺境中容易失去自我，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少了敬畏之心、体恤之心、悲悯之心，而处于困境中则缩回自我，用一种向内的力量来思考、感怀。你讲的“一些最极端的生存打击或不太顺畅的个人命运”就是一些外因，这些强烈的刺激，会有效激发诗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充分调动“能量源”，所谓“蚌病生珠”是也。

    记者：有句话是“痛苦出诗人”，你认同吗？在美国诗人史蒂文斯和中国海子这两种貌似不同的命运中（前者是保险公司总裁，后者卧轨），都诞生已被世人承认的伟大诗人和作品，在这种不同中是否有什么是一致的？诗歌是否由这种同一宿命所带来的，它是什么？

    杨章池：我更愿意认可另一句话“疼痛出诗人”。时代与社会合成的客体加诸诗人这一主体的强烈刺激，除去痛苦，还有悲哀，伤疼，狂喜，等等，都可以用“切肤之痛”一词来概括。于诗人而言，对于疼痛的极度敏感应该是不可缺少的吧。

    祛除身份、归宿的限制，去掉世人加诸于身的种种“类型化”光环，史蒂文斯与海子的一致性就是专爱——专，即专业，精通；爱，即痴迷，坚守。检索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品、伟大诗人，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