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章池：在想像中诗歌完成了与诗人的互相成就

    记者：诗歌这种形式在多媒体的包围海洋中，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吗？它有没有这样一个核心：无论未来多媒体有多么丰富、生动，却始终不能取代诗歌的（诗歌这种形式因为这个核心而永恒）？它是什么？

    杨章池：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选择文化消费的形式千差万别，诗歌受众只是无限细分的文化消费人群中的一小部分，这不言自明。如果没有一些行为艺术式的诗歌创意活动、人为操纵的诗歌事件造成的短期“注意力消费”，诗歌很少有机会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焦点。

    科技从微观的角度剖析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人本身是什么样子的，诗歌则是从思想、精神的维度解析这个世界、我们本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诗歌从本质上讲，是人类的光亮，以及对这种光亮的寻找，沉溺和缅怀。我坚信，只要人类存在，诗歌就会与音乐、舞蹈、绘画一样不会湮灭，这是一些无法被取代的艺术。

    记者：你认为诗歌生命的关键是什么？是语言、对生命的思考，还是一种更神秘的能量源？最优秀的诗歌通常诞生于最极端的生存打击或不太顺畅的个人命运中，跟这种能量源是什么关系？你能说清楚这种能量源是什么吗？

    杨章池：我曾把诗人比作受到雷击之人。思想和意象的雷电穿过他的身体，他瞬间成为一个带电的物体，成为神。如果有幸，他能将这种奇妙的颤栗讲出少部分——当然，仅仅是少部分。但一首诗有它的宿命，我们还得像希尼那样，以笔为锄，不断地向下、向内挖掘，直到话语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出现，换言之，你受一种力量的指引说出那命定的话。如果你说能量源，这就是吧，诗人作为良导体，在不可缺少的“诗因素”的触动下，将隐藏着的诗性因子一一传感到体内，化为好诗。

    人在得意、顺境中容易失去自我，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少了敬畏之心、体恤之心、悲悯之心，而处于困境中则缩回自我，用一种向内的力量来思考、感怀。你讲的“一些最极端的生存打击或不太顺畅的个人命运”就是一些外因，这些强烈的刺激，会有效激发诗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充分调动“能量源”，所谓“蚌病生珠”是也。

    记者：有句话是“痛苦出诗人”，你认同吗？在美国诗人史蒂文斯和中国海子这两种貌似不同的命运中（前者是保险公司总裁，后者卧轨），都诞生已被世人承认的伟大诗人和作品，在这种不同中是否有什么是一致的？诗歌是否由这种同一宿命所带来的，它是什么？

    杨章池：我更愿意认可另一句话“疼痛出诗人”。时代与社会合成的客体加诸诗人这一主体的强烈刺激，除去痛苦，还有悲哀，伤疼，狂喜，等等，都可以用“切肤之痛”一词来概括。于诗人而言，对于疼痛的极度敏感应该是不可缺少的吧。

    祛除身份、归宿的限制，去掉世人加诸于身的种种“类型化”光环，史蒂文斯与海子的一致性就是专爱——专，即专业，精通；爱，即痴迷，坚守。检索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品、伟大诗人，概莫能外。

    记者：你认为的“意象”（诗论中常用词）是什么？你所理解的理想中的“口语诗”应该是怎么样的？你如何评价当代诗坛中的一些“口语诗人”，比如赵丽华、杨黎、伊沙、沈浩波等（可自行举例）。你觉得如果真有“口语诗”这种潮流，它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杨章池：意象，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也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就是事物（情绪）在诗人头脑中的主观反映或再现。

    我对于口语诗——别在概念上玩儿游戏了，谁都知道口语诗指什么——并不排斥，有些作品不错。我儿子五岁时就会口语诗，他用一种语调讲“我们来到”，一会儿“我们来到西瓜地，看到很多西瓜，没有买”，一会儿“我们来到稻田里，看到很多稻谷，不理它”，把自己有限的几个场景和“意象”全装进去了。我觉得那是好诗呢，都用手机给录下来了。有一次我偷偷放了生日礼物在他枕边，他高兴坏了，告诉别人“这是一个姓爸，叫爸的人送的！”这也是口语诗哦。可我们看到的是有些冠名“经典”之类的作品，就是一个黄段子嘛，时间久了，“止增笑耳”。我看过口语诗人们的理论，很宏大，很给力，读得真是痛快啊，都以为是真的了，但作品嘛......有时候我疑心伊沙们是在做一种极大的牺牲，通过特定的口语诗，以自毁的方式吸引普罗大众关注诗歌。但总觉得“零度抒情”之类只能作为一种试验，偶一为之，你破坏了这么多，总得建设一些什么吧。

    记者：说说你的诗歌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影响来自谁、是什么？你怎么看待网络对诗歌的作用？

    杨章池：从远里说，屈原、李白、莎士比亚、雨果一直对我有较深的影响，后来陆续读了庞德、艾略特、特朗斯特罗姆、西默斯•希尼、阿米亥的一些作品。国内的陈先发，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最重要的诗人之一。韩少君、张枣、刘洁岷、张执浩、拉家渡、哨兵、铁舟等都是我喜欢的诗人。写武侠的温瑞安、小椴，他们笔下的英雄情怀、幻灭感、速度感，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我。我一生都处于学徒期，我希望以学习的方式向所有优秀诗人致敬。

    网络是一种手段，用来学习和交流，相较网络那可怖的速度，我更倾向于“慢些，再慢些”。

    记者：你尝试过网络的即兴写作吗（在线敲字、直接发帖、允许修改）？你对此有什么观感？诗歌写作强调“灵感”，这和我们传统教育中写作强调主题有矛盾吗？它们是如何互动的，而你是如何化解的？

    杨章池：即兴写作偶一为之，但都是游戏之作。“文章千古事”，不说得这样唬人，总得郑重一点是不是？所以真正的写作还是需要一些虚心，一些尊重，一些低调。

    传统教育中写作强调主题当然没错，它是针对所有的应用文体。诗歌写作中往往有些“神来之笔”，在中途改变你的初衷，偏移你的目标，生发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象核桃”，逼迫你不断对主题作出修改、提炼。诗歌是一种技艺，需要不断打磨。如何互动？作家刘庆邦谈创作时有一句“哪美往哪走”，深得我心。写诗也一样，哪好往哪走。

    记者：诗歌写作中哪些元素对你个人最重要：节奏、奇异的句子、想像、语言的完整或优美等（自行例举）？你喜欢修改吗？你认为在成型作品中上述元素哪些可以改善、哪些不行？为什么？

    杨章池：想象当然是最重要的，你说的所有元素都依赖于想象的生成。在想像中，诗歌完成了与诗人的互相成就。我不是天才型的诗人，我的东西总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我甚至认为，所谓成型的作品都是半成品，可以永无何止地改下去。

    字句甚至主题都能改，但节奏比较不好改，就如同把一首邓丽君的情歌唱成革命歌曲，或者用杨坤的调子去唱奥运会。我有过失败的教训，改来改去，最后一首诗变得不伦不类，从次品变成了真正的废品。

    记者：写诗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

    杨章池：略萨曾讲：艺术像绦虫，吞噬了他生命里最为精华的能力和热情。这给诗人敲响了警钟，诗是一个陷阱，不沉进去你不了解人生的真谛，领略不了至美之境，而一旦陷入，你将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写诗这事于我这样疏懒的一个人，只是一种习惯，乍一想没有什么，仔细寻思起来，诗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为什么这样说？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一些理由的，怎样从这本无意义的人生找出一些意义来？如何为这终日的忙碌找一个平衡点？用什么来印证我活过？诗人通过写诗。这也许就是全部的意义。

    记者：诗歌能不能成为一种课堂教育？怎样看待高考作文中的“诗歌现象”？

    杨章池：诗歌能够成为一种课堂教育，但这种教育建立在相应的基础之上，即有一批真正的专家参与教材编选评析，真正选出一批好的作品，广大中小学校有一批懂诗的老师热心于诗歌教学。而且这种诗歌课堂教育，更多的应该是欣赏式、开放式的教育，允许有不同意见，不要搞成现代训估学。我儿子刚上完初中一年级，课文里有王家新《在山的那边》，一帮笨蛋专家围绕此诗作出了一系列填空题和问答题及其标准答案，得出了众多似曾相识的启示和感悟。傻不傻啊？顺便提一下，这首诗应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属王氏“变身”前的作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相当平庸。

    诗歌出现在高考卷子不是一个问题。作为一种写作体裁，只要能有精准的表达，体现考生个人的语言文字掌控能力及思想境界，有何不可？但相对来说要冒一定的风险。敢于写诗有两种情况，一是高度自信，二是无知者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