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写作的?请简要回顾一下自己的诗歌写作历程。
李少君:我不知道怎么准确地来说,我是十岁就开始发表作品,有些勉强可以称为诗歌,十多岁写过一首《蒲公英》,获过一个杂志的奖,和叶君健老先生他们一起去衡山开笔会领奖。那时候文学活动总是很轰动,我们住在据说是蒋介石的别墅里,我至今记得那树林深处的森森冷意。在我老家,一个小县城湘乡,这算一件大事,被老师天天说,我有些得意但也很不好意思。还收到过几百份读者来信,很多是比我年龄大许多的人写来的。那个时候文学是时代的中心,很轰动也很疯狂。让人怀念但有时又不免怀疑。《蒲公英》似乎写的是漂泊的感受,我现在想起来也许那里面有些预兆,我现在就像蒲公英种子一样飞到了海南岛,扎下根来。
但我真正的创作,我想是从大学开始的,1986年左右,我在《大学生》、《湖南文学》等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诗,特别是所在的武汉大学校报,过一段就有我的诗歌散文,我们自己组织了一个“珞珈诗派”,在高校中有些名气,有时碰到一些教授,他们也会说:“你就是李少君啊”。我有些作品,在大学生里还很有些影响,比如《中国的月》、《中国的秋》、《中国的爱情》系列,被《青年文摘》之类转载,还被一些大学放在了诸如“诗歌名作”栏目陈列展览,也许我最早的读者就来自这个时候。这些年出去讲课,还会碰到人说读过我当时的作品。那个时候的诗歌,大都是一些青春的忧愁伤感之作,比较唯美,比如写的都是一些这样的句子,伤感是青春期特有的权利,这句话大体是准确的。这些作品,我有时候出选集还会选。算是一种创作了。
大学毕业后,一度对社会问题和广泛的现实生活感兴趣,一则是因为自己的职业,我当了《海南日报》十年记者;二则是到了海南,当时被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各种试验、探索在此展开,各种人性和生活样式也在此演绎,大起大落,高潮迭起,喜剧悲剧悲喜剧同时上演,太精彩了,吸引了我所有的关注力,诗歌暂且放在了一边。我写专栏,后来是小说,后来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一起关注,后来又读哲学,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诗歌。因为在我看来,最终只有诗歌能安妥我的身心。
记者:您诗歌中的自然山水意象与当代中国的自然山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您认为诗人有没有必要关注自然山水?
李少君:海南是一个自然生态比较好的地方,所以我的诗歌中出现比较多的自然也就很正常。甚至有一种说法,说海南是文化沙漠,我有时候和朋友讨论时都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现代人生活在大都市里,就是文化太多了,所以觉得压抑。弗洛伊德不是说过吗:文明就是对人的压抑。所以现代人渴望重返自然,那看每年那么多人热衷旅游就是知道,他们去爬山涉水,去深山老林,就是去寻自然之梦。海南就是一个自然的天堂。很多人看我的诗,觉得那些场景似乎是虚拟的,其实他们不知道。那都是自然之景,是我身边之景色,白云就在头顶,木瓜树栽在家门口,松鼠在院子里窜来窜去,而且,海南有大海,海这个自然的题材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比较少见,因此对于现代诗人来说是大有可为的领域。我最近不少诗歌就是写海的。比如《自道》,“白云无根,流水无尽,情怀无边/我会像一只海鸥一样踏波逐浪,一飞而过/……海上啊,到处是我的身影和形象//最终,我只想拥有一份海天辽阔之心”,还比如《站在大海边》:“大海是超强溶化剂/可以将一切忧愁烦恼消融/大海是巨型消音器/可以将所有喧嚣争吵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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