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杭州武汉等准一线城市 争上位有多难？

　　所谓“准一线城市”，并不是一个科学或者说有明确内涵限定的概念。

　　它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更多地见诸媒体与社会评论之中，泛指近年来风头正劲的杭州、天津、南京、武汉、苏州、成都等城市。

　　它们的特征是GDP过万亿甚至接近2万亿元，人口将近千万甚至超过千万，并且城市的行政级别较高。

　　准一线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上位并非易事，意味着相互之间必然要争夺城市发展空间。这里面有两大限制因素。

　　一个是一线城市的下压。

　　天津要上位，受限于北京；南京、杭州是长三角副中心城市，苏州紧邻上海，它们的上位受制于上海；武汉、成都分别是长江中上游的中心城市，它们除了受到一线城市的下压，也要受“左邻右舍”合肥、长沙、南昌、重庆等城市的激烈竞争。

　　往深了说，准一线、一线城市争夺的东西就是国家的空间资源、战略资源。所有期望上位的准一线城市，都是试图对国家经济地理进行重塑，都要面临一线城市以及其他准一线、二线城市有形或无形的反制。

　　第二个是城市增长边界的限制。

　　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之所以成为一线，有多种原因，但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从经济与人口的总量规模上它们是第一阵营。

　　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经济总量都在2万亿至3万亿元之间，人口规模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分别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开放、创新等领域占据极其显赫的地位。

　　成就这些城市的，除了与国家对它们的定位有关，重要的是它们都在规模扩张年代、速度为王的时代，抢到了先机。

　　现在，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北上广深分别提出建设用地的减量增长，而GDP的增长既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

　　这意味着未来这些城市的发展模式将发生变化，不再走平面扩张的模式，而是走创新转型的模式。

　　紧随其后的准一线城市，未来也必将面临城市增长边界的限制，如果依然寄希望于通过规模扩张来超越一线城市，前景就会变得很渺茫。

　　短时间来看，所谓一线、准一线城市，似乎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格局。不过把时间线拉长，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

　　城市地位的变化受到政治、经济、技术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城市演变发展历程表明：城市体系与格局是时代进步在特定空间上的映射。

　　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时代，全球化与区域化、国际化与特色化等方面的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这是一线城市在全球争夺领先地位的新阶段，也是准一线城市上位的窗口机遇期。对于国内的准一线城市，需要加紧拓展三大空间：

　　第一，要在城市圈发展中谋求新空间。

　　未来的竞争，不是城市与城市的竞争，而是一群城市与一群城市的竞争。

　　城市圈极大地扩展了大城市的空间范围，扩展了用于支撑未来发展的腹地，有利于解决大城市与周边城市、乡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利于解决城市人口多样化生活需求不能充分满足的问题，有利于解决大城市病，有利于提升大城市整体竞争力。

　　杭州、武汉、苏州等准一线城市在拓展城市圈方面完全可以抢得先机。

　　第二，要在国家区域大战略中谋求新空间。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这些大战略是国家在空间战略上的巨大拓展，在协同开放上的重大提升。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与四大板块战略相结合，构成了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战略的基本框架。

　　天津、南京、杭州、武汉、成都、苏州都已经是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大城市，在国家战略中抢先定位、谋求发展的高地，必将为自身带来广阔的外围空间力量，有利于这些城市形成更强的国家战略意识，培育国家战略能力。

　　第三，要谋划发展以信息与数据为内容的既虚拟又真实的空间。

　　信息与数据，是城市新的核心发展要素。高居城市体系顶端的大城市，有的其物理空间并不是最大的，但在信息流、数据流所构成的“流”的空间上却广大无疆。这是一种空间重构，是准一线城市上位面临的巨大机遇。这方面较好的例子是杭州。

　　一些准一线城市，从地域来看，周边强市林立，按传统的竞争方法，是难以从区域城市走向全国性的一线城市。

　　但如果这些城市能够抢抓新科技带来的机遇，迅速在物理空间上叠加出强大的数字空间，那么就能跃上一步，更加逼近城市体系的高端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