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刚：楼市调控应解决的是“央富地穷”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财政陷入谷底，曾两次向地方财政“借钱”且借而无力还;1994年，中央痛下决心，于是分税制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从此“弱中央”开始走出缺钱的窘境;多年后的今天，中央政府的税收能达到整个税收的50%以上，而地方财政却拮据起来。“家长”中央太有钱，“子女”地方钱太少，“央富地穷”所产生的问题日益突出。调控应该尽早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很多问题的本源。

　　一、地方捉襟且见肘，民生难为无米炊

　　分税制改革后，税收的大头都收归中央，剩余的则交由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固定收入的税收仅剩下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地产税等小税种，主要税种都要与中央共享收入。地方政府如果不自谋多路，那么财政状况就很难乐观，于是土地相关的税种成为地方政府扩充税源的首选。因此，这也造成了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地方政府通过供应土地获取土地收益，包括出让、租赁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多种供地方式，尤其土地出让带来的收益“颇丰”。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利用土地抵押获取贷款，充分利用土地拓宽财路。这样一条收益丰厚又简单的生财之路让地方政府越陷越深。

　　前两年，各地方政府投资的大批项目的资金多数都来源于其融资平台利用土地抵押筹集来的资金，且其债款也是以卖地收入作为今后偿债的基础。因此，在楼市调控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土地市场随之大受影响，地方政府都开始有点扛不住了。据统计，地方政府债务有10.7万亿，加上一些隐性债务有30万亿，各地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债务危机。甘肃省政府债务率高达141%，超越海南，在14个省份中，广义债务率中位列第一;截至2010年末海南省的债务率为93.18%，位列第二;广东一镇政府欠债逾2亿，不计利息也要还400年……今年以来，土地流标、底价出让等十分普遍。土地出让金收入锐减，不少地方财政变得捉襟见肘。与去年相比，全国土地出让金约2.9万亿元，今年至少下降30%以上，甚至要下降50%。杭州市到2010年底的债务总计837亿元，本来杭州市指望靠土地收入偿还82%的债务，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辽宁省有近85%的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融资载体在2010年未能如期还债。地方政府资金紧张，很多工程项目停工或缓建，例如，2009年7月，粤水电与广东省揭阳市政府签订协议，以建设-移交(BT)形式投资建设揭阳市区市政工程，投融资总额约10亿元。但现在双方已经终止了上述协议中“进贤门大道东及环市东路道路工程”的BT投资建设，涉及工程投融资总额约4.68亿元。

　　民生工程需要地方政府去实施，但是包括保障房在内的民生之举靠的是财政转移支付。村里要修一条路，要中央拨款，小孩中午吃饭补贴，也要中央拨款……这仿佛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而这样的方式很有可能发生资金在中间环节截留的情况，即使能保证资金顺利到达地方，但是各地的情况不同，中央也不能够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性来提供合适的资金量，从而不能使得财政收入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即资源无法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民生自然也就难以做好。

　　二、事权财权不匹配，央地博弈阻调控

　　分税制的改革使得中央充分掌控了财权，而地方的财权却因此显得单薄起来。在征税比例进行划分的时候，未考虑到公共产品投入的需要，导致公共产品配置方面出现严重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的现象。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42470 .52亿元，占总财政收入的51%多，地方本级收入40610亿元，占48.9%。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中央本级支出15972.89亿元，占本级收入比例的37.6%，而地方本级支出73602亿元，占地方本级收入的181%。从数字中我们已经深刻感受到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收支严重不匹配。随着地方政府要管的事务越来越多，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情况日益突出，这需要中央投入更多的资源。但在现实中，中央财力投入远不能满足地方的实际需要。因此，在11月底，中央允许了包括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四地自主发行地方债的试点。现在中央又允许地方政府延期还贷，而实际这些做法不但不能缓解地方债务危机，反而又进一步加重了地方债务的风险。中央不能从匹配财权与事权方面着手，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地方政府也很有可能就会丢下这个烂摊子交给“家长”中央政府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