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刚：楼市调控应解决的是“央富地穷”的问题

　　在近15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40%上升到50%以上，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却从60%持续攀升到80%。地方政府的财权削弱了，可是事权却并未减少，事权与财权没有做到科学统一，中央的税收比重过高，地方政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汲取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地方政府的目光就投向了土地开发，导致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从而一步步推高了房价。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造成了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因此在面对中央的调控之时，地方政府也都各自采取了措施，试图变相减小调控压力，与中央进行着博弈。例如，佛山：限购七个月后公布“放宽限购”的消息，不足12小时又喊停;海口：推出限购令不过两个月，当地政府部门就敲响退堂鼓;中山：出台了到年底为期51天的楼市“限价令”; 成都：11月上旬出台的购房资格审查新政因由“放松对购房资格审查”、“限购松动”之嫌，问世一周就被停止执行……地方的博弈增加了调控的难度，我国共608个城市发布房价调控目标，但只有121个城市公示了目标，且其中至少30个城市未完成目标，部分城市则突击限价。这些归根究底都是调控触及了地方最赖以生存的利益，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正常的财政支出、建设发展，采取与中央政府博弈的态度，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调控的实施与效果。

　　三、财政体制需改革，“放水养鱼”促和谐

　　现今的财政体制促使“央富地穷”的问题日益严重，从而迫使很多地方政府想办法在其它途径来获取进一步的税收。去年新婚姻法出来的时候，一些地方马上掀起了一股房产证加名热，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税种“加名税”，很多网友则戏称其为“妻税”。而就在这之后的中秋节，我们又一次意外地听到了有一种新税“月饼税”。除了这些，还有很多税收其实也是存在争议的，但各地却没有放弃过征税的“热情”，地方可谓是抓紧一切机会。虽然由于争议太大的“加名税”不久就取消了，但它产生的影响并未随着此税征收工作的取消而就此消失，事实上包括“月饼税”等这样不合理的税收的征收都将地方政府征税过多的问题显著地暴露了出来。地方政府不断在税收上做文章，而这些税又是和老百姓直接相关的，因此引发了很多不和谐的声音。而且，由于地方政府无钱，调控又大大影响了地方土地财政的收入，使得地方资金来源的短板即刻显现，很多工程一下子都被迫“拉下了马”，农民工也陷入停工与无钱可拿的境地，于是农民工讨工资的事件频频传出，社会的和谐遭受严重的挑战。

　　适度地集中一些财权办一些大事是可以的，但是目前中央政府一级财政所占的比例有点过大了，地方的财权已经无力支持其所承担的事权了。就拿保障房来说，中央“放卫星”式地大建保障房，但另一方面在债台高筑下中央的严厉调控使得地方政府本就有限的财政收入大大缩水，根本无力按中央要求完成任务。虽然现在各地保障房的开工率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就开工率来说，竣工率更重要，而2011年保障房开工一千万套，实际竣工率30%—50%。地方政府的任务越来越多，可是财政跟不上，于是无论是保障房的完成情况还是保障房的质量都得不到保证。这就需要中央下放一些财权给地方，地方有了钱才能把事干好。地方政府在社会民生问题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财政体制需要加快改革，中央要放水养鱼，让地方有足够的财权来匹配事权，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水多了，鱼才能养得更肥。没有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将发展乏力。蛋糕做大了，即使分得的比例不高，绝对值仍不会变小。也就是说，中央放更多的“水”来养“鱼”，把更多的钱交给地方政府支配，地方政府再利用这些资金好好发展地方经济、民生，让整个国家的经济、民生都做得更好，那么中央的财政收入也会随着整个“蛋糕”的变大而增加。同时，地方政府则有了更多的资金来实现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在内的任务，这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综上，土地财政、畸高房价、房市调控有难度等等，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央富地穷”问题而引发的。基于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平衡问题而实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较大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模式，稳定性不够、透明度较低、随意性很大。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地方难以根据自己的实情进行合理的安排。而现在调控使得本来财政来源就有限的地方政府雪上加霜，调控如果不能解决“央富地穷”的问题，调控就难以达到最终的目的。因此，当前调控应该深入考虑这个问题，只有将此问题解决，调控才能取得真正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