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严峻的形势依然存在于三、四线城市楼市,这些城市所积压的库存量占全国库存量的比例仍然最大,且短时间内难以逆转。“房地产供应过剩、人口向外迁移以及痛苦的经济转型,将是这些城市未来持续面临的问题。”麦哲文认为,一些城市仍过度依赖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造之类的“旧经济”,还没有转型为依靠服务业和信息技术等的“新经济”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些城市进行的额外投资产生的回报非常少,增长放缓,因此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支撑住房需求的增加。
房价是否可控决定政策走向
对于近期的政策走向,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给楼市降温的政策言论,但是基本没有提上实施的议程。3月15日,住建部部长陈政高出席全国人大记者会时,重申了此前的“五条措施”,同时表示“通过这次工作,通过网签数据来看,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政策制定者或许可以容忍一线城市房价的合理上涨,因为目前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其他城市则没有足够的经济活动。”周志锋认为,政府较为理想的目标增长率应该在每年个位数增长,只要能控制在可容忍范围之内,一般不会贸然干预。政府甚至可能希望积极的市场情绪能够蔓延到一线城市周边的城市,因为这些城市积压着大量库存,需要通过去化这些库存来恢复市场。
事实上,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也给人口分流带来了一定积极作用。高企的房价迫使求职者和其他一些人,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去房价没有那么高的城市定居,而不是完全集中在重要的一线城市定居。由于转而定居在相对小型的城市,他们可以为这些市场创造住房需求并振兴当地的建筑业。去年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增长非常少,不排除有一部分人难以承受高房价而离开这些城市,从这一点上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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