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鹏飞:修改地名莫偏离文化历史逻辑 不可不慎思之

　　对于地名,我们不可以抱残守缺、不知道变通;也不能不学无术、乱改一气。

　　最近武汉蔡甸区出了一个新闻,有人动议将“蔡甸区”改名为“知音区”,那份建议改名的提案在网络间流传的时候,我对这种严重偏离文化历史逻辑的做法深深感到忧虑。

　　西方谚语讲:玫瑰即使改作另外一个名字,也不损它本来的芬芳。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本身就是某人、某地的一个代号。自古以来,我们国家的地名一直是在变迁当中,地名的修改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文化历史逻辑,并不是任意修改。

　　这种地名改易的历史文化逻辑,浅显地说,就是三层:

　　一是为了调理伦理关系。古代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就是君臣父子的伦理。为了避免冒犯尊长的名讳,所以每个时代都会发生地名改变的情况。例如河南开封,在春秋郑国时期叫做“启封”,就是开启新的封疆的意思,西汉景帝刘启登基之后,就用同义词“开”取代了“启”,变成了“开封”;又比如湖北蕲春、安徽寿春、浙江富春等地,在东晋孝武帝时期为了避开太后阿春的名讳,一度改名为宜阳、蕲阳、寿阳、富阳。从这几例可以看出,古人尽量小心翼翼地改动某些字眼,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性。他们改名的初衷不在于改,而在于保留,一旦时过境迁,不需要再避讳的时候,重新恢复地名也非常简便。

　　二是为了促进民族和谐。自古以来,我们的民族观就是“内中国而外夷狄”,这种民族观反映在地名上,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毗邻邻国的区域,地名中会出现大量的“镇、抚、绥、平、安、宁、靖、怀、柔、远、施、恩、威、遵、顺、宣”等字眼,比如湖北的恩施、宣恩;湖南的怀化、永顺;贵州的遵义、安顺;云南的宣威、曲靖等等这样的地名,无不是古老时代留下的遗物,记载了中原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征服史和教化历程。建国后,为了扭转这种落后的民族观,我国大量此种地名被更改,比如新疆首府“迪化”改成“乌鲁木齐”,内蒙古首府“绥远”改成“呼和浩特”,中朝边境的“安东”改成“丹东”,中越边境的“镇南关”改成“友谊关”,废除天朝上国、君令天下、号令四方的霸道地名,改成体现各民族平等、推动睦邻友好的新地名,这就是我国在地名改革上的巨大时代进步。

　　三是为了提升文化内涵。将地名中的普通字眼改为谐音的典雅字眼,这种极富文化内涵的改名,会大大提升本地的历史文化内涵。以河南驻马店为例,在京广线没有开通之前,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因为盛产苎麻,而称为“苎麻店”;京广线开通后,村庄变成了都市,于是改成“驻马店”,同音不同字,一下子就从一个平淡无奇的村庄提升为金戈铁马的传奇之地。

　　武汉“蔡甸区”,是原来的汉阳县。在明清时期,汉阳府治、汉阳县治都在今天的武汉汉阳,后来城市发展,汉阳地区变成汉阳区,汉阳县便将县治迁往“蔡店镇”,后来汉阳县改为城区,为了避免和汉阳区重名,便改名为“蔡甸区”,从此斩断了和汉阳的历史文化渊源。

　　其中,把村庄集镇风格的“蔡店”改成有自然草甸美景的“蔡甸”,已经进行了一次雅化,这次改名无可指摘。但改名为“知音区”就很无厘头,因为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发生地,在今天的汉阳区,和已经远迁到蔡甸的旧汉阳县没有任何瓜葛。

　　一个地方的名称都是经过长时间约定俗成的,一般都有特定的来历或含义,为大家所认可。历史上好大喜功的政治人物,例如新朝的王莽、隋朝的隋炀帝喜欢轻率地大改地名,有的反复变更达数次,下诏书必须写明新旧地名,人们才知所说何处。结果是扰民日深,加重了民众的不安和不满。

　　对于地名,我们不可以抱残守缺,不知道变通;也不能不学无术,乱改一气。如何改地名,前人已经在历史中给我们踏出一条清晰的路,总结出令人击节叹赏的规律,尊重这条规律,改换地名会皆大欢喜、人人点赞;不尊重这条规律,就会天怒人怨、谤声盈路。执政者不可不慎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