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方面,我还想特别说一下怎么看待在2016年大家特别聚焦的民营企业投资下降。
这方面简要的认识是应该指出,虽然还有种种技术上分析的必要,但是已可看清,2016年8月下降到仅有同比2%增长率的民企投资的演变过程,伴随着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明显上升的现象。我们也听到,包括央企的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他们也注意到,这段时间民企在海外资产配置上有不惜工本的倾向。
这两者间的反差,除了有一部分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的因素,也必须正视民营企业在方向感觉不够明朗、安全感不足、希望感不到位的情况下,确有资本外流(外逃)的因素。
而这个方面我们注意到,在民营企业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以后,在2016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开始出现明显转机,最新指标表明已经有较快的回升,在下降之后又开始向好。
这方面,我们决策层非常敏锐地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导,表现在2016年两会上,习总书记有重要的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的讲话,而后面的重大信息,是中央发出关于完善产权保护的文件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加快编纂民法典,纠正侵犯企业产权错案冤案的明确方针和重要指示。
今年的两会上,有关管理部门领导者再次表明这样明确的指向。这些和民营企业投资已经回升的表现,显然是有内在关系的。而且我们认为,有望在得助于民法典加快编纂等等基础性制度保障下,这样的势头将有可持续性
第四,就要做一个2010年以来的总体判断。
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阶段转换与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领导人所说的,“我们从未如此接近伟大民族复兴愿景”的现代化过程,正在进入一个非比寻常的历史性的考验关口。
而2017年,我们要看到,正在显示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新兴市场的潜力、市场的魅力与吸引力,也正在改革时间表比较紧促的情况下,鞭策我们要力求更有效地化解矛盾累积、隐患叠加,乘势引领新常态。
我们只有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守正出奇地打造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才能在争取实现全面小康之后,还有充沛的动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去联通中国梦。
所以,按照这样的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在一起的考虑,我认为可以提炼出的核心观点是:在亮点纷呈、矛盾制约同时也不可忽视的2017年,我们应该在积极财政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组合框架下,非常精心、周到地掌握好相机抉择的要领,在“三去一降一补”的过程中应注重总结以往的经验,也应正视已经看到的教训,要让市场充分起作用,在优胜劣汰过程中达到升级版所必须要求的结构优化——我们要力求乘势完成中国经济的探底而企稳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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