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兴宝：房子浓厚“刚需”情结的历史文化背景

　　对国人来说，衣食住行都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唯独住房被称为“刚需”而受到政府、社会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对于政府来说，对生产销售衣服、食物以及交通服务业从未像房地产那样严格进行调控，更未采取“限购、限贷、限价”等行政措施来干预衣、食、行的商品或服务市场，而唯独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各种严厉的调控，将其上升到民生问题、政治问题。因此，政府最重视的民生问题也莫过于“房子”了，人们对房价的关注度也超过了任何其他商品，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国人对房子的浓厚的“刚需”情结，而不仅仅是房子本身的居住价值和投资价值。

　　政府只所以不惜动用行政手段调控房地产、解决民生问题，其根本的原因是：尽管对房地产市场化已经多年，但房子从来就不是一件普通的商品，更不仅仅是人们基本生活需求品，国人对房子还有自己独有的浓厚“刚需”情结。可以说，由于民众对房子的这种特殊情结，使房子问题不再简单的是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问题、市场问题，而是在深刻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涉及到居住、民生、家庭、商品、投资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也正因为此，我国才产生了独有的“房奴”、“蜗居”等问题。

　　从我国漫长的历史上看，房子、土地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专门的《货殖列传》，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但他强调：“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司马迁对经商发财后的建议：“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至今，仍是如此：现代人赚了钱、积累了财富，仍会首先想到买房子。

　　对于国人对房子的特殊情结，自古有之。如古代著名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是当年杜甫居住成都，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时发出的深深感叹。“有房才有家，有家才温暖”，这是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习惯。拥有一套遮风避雨的房子，既是杜甫的梦想，也是天下人的梦想。自古以来，房子都是纠结在人们心中的难题，成为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承载之重。苏轼的弟弟苏辙，退休后看到邻居家盖新房，羡慕不已，言：“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随后，苏辙罄其所有，盖了三间新房。搬进新房那天，苏辙忍不住高兴地说：“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话里话外都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可见房子在人们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

　　正是国人这种深厚的房子“刚需”情结，他们不顾压力买房，并希望增值，导致了“房奴”问题的产生，使一批房奴开始有各种的怨恨。如果用理性的思维去分析，对于房奴来说，尽管是“负债”沉重，但其手里毕竟有了“资产”，用资产减去负债，仍有利润，即有一定财富，只是手中的现金流没有那么多，影响了日常生活品质，与那些买不起房的人比较，他们仍是富有的，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怨言呢?这其中，是不能用理性的思维去分析问题，也不能简单的计算经济账，而是从更深层次的情感上和历史文化渊源上去分析问题。

　　也正因为国人对房子的特殊情结，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与商品的问题。房地产行业暴露的问题及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并不是简单地单靠调控政策能解决的，更需要我们深刻分析房子的特殊历史文化情结，用行政、政策、法律、金融、税收、舆论引导等综合手段，才能逐步解决房地产的问题，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矛盾，使这个行业回归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让更多人理性地对待房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