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和林：从华为大举外迁东莞看区域产业分工深化

　　走，去东莞！华为40辆货车，1500辆客车，2700名员工，从深圳出发。华为出走的传言从2016年便在网上开始流传，虽然深圳市政府与华为均表示华为立足深圳，永远不变。而现实很残酷，华为用事实告诉社会，它更爱偏居“世外桃源”般的松山湖。不过，这里的“世外桃源”并非单指环境，更是指决定企业生死的成本。

　　显然，对于深圳而言，华为出走是他们不愿看到的事情。华为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数据显示，2017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达6036亿元人民币，约为阿里巴巴的4倍、中兴通讯的5倍、小米的6倍；2017上半年，华为在中国缴税超676亿，纳税额位居民营企业500强第一。此外，华为18万员工，不论是在个税还是消费上都对深圳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还没有计算由于华为总部的关系而带来的行业溢出效应。

　　华为扎根深圳不仅因为这里是华为的起家之地，更是由于深圳这座年轻、富有活力、充满创新的城市提供了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首先，深圳作为市场化程度最好的几座城市之一，政府干预较少，给了企业更多的选择，市场可以真正做到优胜劣汰，资本可以更好地合理配置；其次，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在这里争奇斗艳，尽其才，得其用；最后，产业的集聚效应在这座城市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优势，即使是在未来，也会是吸引各类高新企业入驻的磁石。然而，华为为何放弃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呢？其实，与其说是放弃，毋宁说是珍惜。华为通过将公司业务在区域上进行合理分配，最大限度发挥深圳总部的作用。因此，华为此次大规模外迁东莞背后更多的原因，是成本驱动的区域产业分工深化的必然——总部、设计、销售等商业环节留在深圳，而制造业部分则分流到深圳周边地区。

　　于深圳而言，它用其独有的优势在吸引人才、创造巨额产值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作为高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眼中的明星城市，深圳有限的土地显然容纳不了大批企业的入驻，不断上涨的地价、房价让不少企业望而却步。为了能享受深圳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不管是新企业还是原驻企业都会在成本收益考虑下进行外迁，中兴、比亚迪、富士康、欧菲光等，都是例子。

　　另一方面，深圳众多企业外迁不乏政策性驱动，暗含了对于深圳产业结构的考量。由深圳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产业比例可以看到，第二、第三产业结构的比例，由上年同期的39∶61调整为当前的38∶62。随着社会越来越重视第三产业，盈利能力更强的第三产业无疑更受深圳青睐，加上如今高新第三产业有小规模、高盈利的特点，与寸土寸金的深圳更为相配。因此，区域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是深圳、东莞产业链布局更趋合理，两者整体受益，在这个意义上，不应过度解读华为出走东莞，强行给深圳罩上悲情色彩。这本是一件互利互惠的好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革新上，深圳并没有急功近利，第二产业比重始终保持在35%以上。大环境下，我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走在前列，但在不少地方，出现第一、第二产业非正常过渡的情况，使得第一、第二产业发展不足，第三产业发展过快。而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走在前列的深圳，并没有一味地强调第三产业增长，而是更多地兼顾了制造业的比重，这是深圳创造条件要留住华为的原因所在，但是一旦过渡完成，华为的制造业板块搬离深圳也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当年，美国硅谷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由于地价、房价高企使得硅谷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且过于浓烈的科技、竞争氛围使得硅谷长年缺乏生活气息，让它变成一座非常机械的城市，硅谷的一些企业与人才选择了外迁。从形式上看，华为的出走，上演了中国版“逃离硅谷”；究其内因，则可以看到产业发展规律在起作用。对于深圳而言，其无可比拟的诸多优势仍在，虽不断有企业迁出，但未来，深圳依旧还是逐梦者的天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的房价、地价居高不下，这是需要深圳警惕并反思的地方。

　　（来源：证券时报）